“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程千帆书信中的“金刚怒目”
▲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虽终身潜心学术，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隐士”，相反，从他写给弟子、朋友的书信中，我们可看出，程先生其实是一位密切关注现实，敢对当下发言的“猛士”。正如其弟子莫砺锋所说的那样：“程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恂恂如也，相当的平易近人，可是其内心却刚强不可犯的。”在给弟子周勃的信中，程先生说：
“如果伸出脑袋到大街上去看看，那些浑浊的情况会叫你气死！”
可谓快人快语，直言无忌。在给弟子杨翊强的信中，他说：
“对于那些泼皮无赖，仍只能按照鲁迅先生之办法，一概称之曰畜生，若张某则更下一等，曰次畜生可矣。”
其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之态跃然纸上。
程先生一辈子都是学界中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千帆厕身学术界已五六十年，冷暖短长，略有自知”，正因如此，对学术圈中的腐败和混乱，他了然于胸，洞若观火：
“职称大战，此间亦正热烈展开。世态百相，真吴道子画鬼趣图也。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程先生对“职称大战”下此断语，足见“职称大战”混乱无序、肮脏不堪到了何种程度。
在给弟子吴志达的信中，程先生对眼下的“学术活动”作了批评：
“我现在一般学会都谢绝参加了。黄冈恐怕也不会去。因为我发现还是吃、游，然后按资封官。也就是说，将学术活动纳入封建官僚主义轨道。”
“将学术活动纳入封建官僚主义轨道”可谓公开的秘密，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闭口不谈。程先生在此一语道破天机，既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也反衬出他人的麻木和虚伪。倘若缺少勇气缺少良知，程先生就不会说出这种“不识时务”的逆耳之言了。
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谈及“解决院士问题”，程先生说：
“然闻工程院院士与科学院不大同，多为‘官’，如部长之类，则亦不过赐同进士出身，如大款之买硕士，没有什么意思了。大概钱能通神，势能得钱，有钱有势，攸利，古今一耳。”
因为明察秋毫，所以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因为看清实质，所以才忧心忡忡。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教授，谈及人文学科在当代的备受冷落，程先生的话显得十分无奈、悲哀：
“国家规定，研究生要通过六级英语考试，而中文文理不通，错字连篇，则听之任之。现代化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成为传统优秀文化消亡的过程。一方面，实施提倡京剧以弘扬保存古典艺术之手段，另一方面，却是‘三无世界’（无社会科学院院士，无社会科学科委，无社会科学科协。且闻自科学院与社科院分家，北京科学会堂即不许社会科学家入内活动）。诸如此类，实所不解。因见大文，想到尚有青年学士留心此关系国运之大问题，不竟悲从中来，发其狂悖之论，幸恕之也。”
程先生这番话高屋建瓴、令人深思。如果程先生此番肺腑之言能引起有关人士的警醒并切实采取行动以挽救传统文化、振兴人文学科，则善莫大焉。
对一些学术刊物，程先生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在给舒芜的信中，他说：
“因此遂与《评论》、《遗产》不再有来往。今则其负责人都是新面目，几乎无所知矣。大体看来，官多作家少，学者少，空谈者多，实践者少。大势所趋，贤者不肖者皆不免也。”
“官多作家少，学者少，空谈者多，实践者少”此种陋习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难怪程先生的话语隐含一种绝望的情绪。
在给舒芜的另一封信中，谈到钱锺书，程先生说：
“……又绝口不及时事，似在云端里活，天下之至慎，……”
对钱锺书的“似在云端里活”，程先生颇不以为然，这表明程先生自己是不想活在云端里的，也不想谨小慎微到“绝口不及时事”的地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时弊，程先生从来不讳莫如深、闭口不谈而是口无遮拦、一吐为快。在给杨翊强的信中，他说：
“‘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先民之言，仍是真理。”
在给另一个弟子张三夕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
“国步艰难，大约‘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下难蒙，难与处矣’二语足以见之。”
在程先生的笔下，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对此程先生当然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了。
程先生的弟子曹虹曾去日本访学，在给这位身处异国他乡的弟子的一封信中，程先生发过一番感慨：
“谈日本同行治学之勤苦，令人感叹。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们都这样。季刚先生和其他老师都喜欢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但如白天耽误了功课，晚上一定补足。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也无不敬佩效法。大（锅饭）、低（效率）、铁（饭碗）不但使人变懒，变得无责任感无能力，而且使多数中国人素质下降，现在改革开放中，又有人利用商业广告一味提倡豪华、高贵、舒适。电视上的广告画面多数以上都是美女图像。我这个即届八十的老人，真不知道中华民族向何方前进。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言之伤痛。”
此番椎心泣血、披肝沥胆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爱国爱民的赤忱之情，感人肺腑，令人钦佩，亦发人深思。对程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位卑未敢忘忧国”不仅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更是一种来自血液的呼唤。
我认为，下面这番话充分证明了程千帆先生是一位具备良知与勇气的知识分子。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说：
“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现在政治‘爱滋病’是党风不正，已沦肌浃髓，‘上下相蒙，上下交征利’二语尽之矣。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此语堪称诛心之论。程先生这番推心置腹之语道尽一个知识分子对不正之风的无奈、愤激和不甘。更可贵的是，程先生这番话显示了一种勇于自剖、勇于反思的自我批判精神。那些喜欢往脸上贴金，喜欢为自己辩解之辈，读之能不耳热心跳、坐卧不宁乃至无地自容？
我认为，正是密切关注现实、敢对当下发言确立了程千帆先生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从而使他与那些躲进书本躲进书斋的“鸵鸟”型学者（如钱锺书）区别开来。
程千帆弟子莫砺锋先生曾说：“陶诗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争精神所体现的光辉。”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程千帆先生的书信，“在平淡质朴的字句中不时流露出‘金刚怒目’的本相，正是其抗争精神所体现的光辉”。
程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儒者，但也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程先生是“菩萨低眉”的“忍者”，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程先生是清高的学者，但他却打心眼里瞧不起清高。程先生身上的矛盾是一目了然的也是耐人寻味、促人深思的。鲁迅在《野草·题词》中写道：“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如果把“野草”置换成“清高”，那么，这段话就可当作程千帆先生的心声来读了：“我自爱我的‘清高’，但我憎恶这以‘清高’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清高’，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对程先生而言，“菩萨低眉”是其清高的表象，而“金刚怒目”则是其“地火”的本相。
作为“菩萨低眉”的忍者，程先生让我们同情而心酸；作为“金刚怒目”的猛士，程先生又令我们钦佩、敬仰。
>节选自魏邦良《“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一位儒家的矛盾心声——程千帆<闲堂书简>读后》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2期